1943年秋季，江苏 富安镇的西洋河码头上，二十六岁的铜匠盛冬根被迫加入日军的搬运队伍。那天风很大，河面寒冷，几艘汽船停靠在岸边，它们的舱内堆满了标有“奉天造”字样的木箱。他原本只是在这里送货，随身带着榔头、錾子和铜勺等工具，这是他养家糊口的依靠。然而，日军士兵用枪托威逼年轻力壮的男子们搬运货物，翻译官在一旁喊叫：“谁敢懒惰，谁就死定了！”盛冬根明白争辩无益，他肩上的木箱沉重，约有五十斤，知道那并非普通的货物，而是将要送往敌后抗击部队的弹药。石板街不长，搬运的途中必须经过茶馆和香烛铺，并绕过一条狭窄的小巷。

当他走到第二个拐角时，突然脚步一个踉跄。前方的人继续前行，而押送的士兵此刻被旁边的声响吸引。盛冬根借此机会偏离了队伍，悄悄把箱子拖入一个废弃的朱家大院。那里的院墙已坍塌，杂草丛生，原本的主人因为“通匪”罪名已经遇害，从此鲜有人光顾。他拨开东墙根的杂草，发现一处旧地窖。洞口不大，但下方却宽敞。作为铜匠多年的他，心里对如何操作很有分寸，将木箱慢慢放下去后，掩盖好草叶，再返回到搬运队。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。

傍晚时分，日军清点物资时发现少了三箱弹药，曹长怒不可遏，先打翻译官，再命其他士兵抽打搬运工。盛冬根则深藏在人群后面，手指在泥地上轻轻划着，心里默默计算：三箱，每箱一千二百发，总共三千六百发。他并不是随意算出这个数字，敌后部队缺少武器与弹药，增加几箱弹药就意味着能在伏击中多坚持片刻，突围时或许多一线生机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面对危险，盛冬根并没有停手。第二天，他主动靠近船边，假装老实，日军士兵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称他为“良民”。他低头回应，转身便又把弹药搬往朱家大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又藏下了五箱和三箱，地窖满了后，他将剩余的木箱堆在井台下，用破草席遮盖，再压上一块破旧的碑石，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，成为最不起眼的掩盖物。

虽然弹药藏好了，但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：这些东西不能长留镇中。第四个夜晚，盛冬根冒着雨找到已知的铁锁，其舅舅在游击队效力。听完盛冬根的讲述，铁锁没有多问，仅淡淡说道：“明晚河口见。”简短的话语却让两人的生命都挂在了线上。

约定的时间终于到了，雨势稍微减弱。盛冬根带着八名青壮年，从朱家大院取出弹药，分头向河口走去。泥泞的水几乎没过鞋面，木箱压得肩头出血，大家不敢点燃灯火。在游击队员接收弹药时，领头人低声说道：“这是从敌人手中争取来的。”盛冬根笑了笑回应：“争取出来的，也得让它们发挥作用。”弹药顺利转移后，日军很快对富安镇实施封锁，挨家逐户地搜查。盛冬根藏入香烛铺的地窖，外面传来脚步声、骂声和枪声，他没有贸然逃离，而是等到搜查稍有松动时，悄悄沿着暗沟逃出。

十天后，他成功加入了游击队。部队并没有把他当作普通的搬运工，而是安排他负责修理武器。敌后条件恶劣，缺枪缺弹，许多损坏的武器只能依靠修理来延续。盛冬根重新架起铜匠炉，材料不足时，便拆解旧器物，工具不够时，就自己锉制。即便是自行车辐条也能改做零件，旧铜钱也能打磨成瞄准器，甚至连炮弹壳都不舍得丢弃。炉火照亮了他的脸庞，他的手艺从养活自己的技能，变成了战斗的一部分。

1944年春季，游击队进攻一处日军碉堡，经过三天的努力却未能取得进展。盛冬根根据废旧炮弹壳和现有材料，制造了爆破器具，帮助队伍接近碉堡。当爆炸声响起时，沙袋被掀飞，队伍抓住机会冲入碉堡。然而，他在行动中负了伤，耳中持续嗡鸣，但依然坚持留在修械岗位上。可惜的是，他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。

1945年农历三月，部队渡过射阳湖时遭遇日军突袭。枪声打破了湖面的平静，盛冬根首先将身边的小战士推入船舱，又迅速转身去拉另一名战士。可就在此时，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，铜勺和未用完的弹壳一起沉入湖水。对于盛冬根的故事，地方史籍中保留了诸多细节，但仍需通过档案相互证明。然而，有一点很明确：在侵略者统治的乡镇中，一位依靠打铜为生的匠人，曾冒着极大的风险截留了重要物资，并将自己的手艺带入敌后。地方志记载了他的名字：盛冬根，铜匠，1945年牺牲，年二十八。纸面上的一行字无法承载那片荒院，那座旧地窖，以及一个普通人在枪口下艰难选择的故事。